“1938年深秋的窑洞里十大股票配资网址，毛主席突然问：‘谭政，你琢磨过咱俩的名字吗？’”谭政怔在原地，这句看似随意的提问，却把他的思绪拉回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每一步。
从这句问话写起，更能看出两个人之间非同一般的信任。那时的延安夜色静极，瓦蓝天空挂着几颗星。毛主席放下手里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慢悠悠地掰着指头数笔画，说他曾用笔名“廿八画生”，而谭政的“谭”“政”两字加在一起同样二十八画。“巧合？”毛主席笑，“可别只当巧合。二十八画拼成一个‘共’字——我们都姓‘共’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谭政这才明白，对方是在用最轻松的方式提醒自己：责任大，别犯书生气。
那场简短对话之后，谭政连夜冲回办公室，把手头尚未完稿的《抗战形势与政治工作要纲》全盘重写。原稿客观、平铺直叙，新稿则突出“统一战线”“军民结合”两条主线，语气更锐利，也更接地气。第二天清晨，毛主席审阅完毕，在封面写了四个字——“笔扫千军”。这是第二次，他用同样的话肯定谭政的笔杆子。
往前倒十年，1928年的井冈山，谭政第一次被调进前敌委员会。当时前委真正的“编制”只有毛主席和他，两张桌子、几摞文件、一盏煤油灯。他当过司书、也握过枪，可一问打靶成绩，连打中三个人都没把握。于是有人笑他说：“你别端枪了，拿笔吧！”那句玩笑后头，毛主席点名要他当秘书，“共甘共苦”，仿佛早就看准了谭政能把大段政策写得有血有肉。
井冈山到汀州，再到古田，谭政跟在毛主席身后，一边摸索政治工作，一边练习怎样让文件听得懂、用得上。古田会议前夕，凌晨的烛火把墙上的影子拉得老长，谭政对着厚厚一摞座谈记录划线、分类、删改，末了写下“决议案草稿”几个字。毛主席翻了翻，说：“好，就从这里面长出决议。”这份决议，后来被誉为红军建设的“奠基石”。
1935年，长征落脚陕北，红军急需新一轮政治动员。瓦窑堡会议后，谭政写成《关于红军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提出干部下连、战士上台、“三互”（互相关心、互相批评、互相帮助）等做法。中央批示：“思路新，接地气，可实验。”谭政暗自松了口气，自觉笔底终于没那么“书生气”了。
延安时期，他的文章几乎篇篇经毛主席亲自圈点。标点都改，这可不是苛刻，而是培养。一次深夜，谭政把刚写好的提纲送去，毛主席看完后只留下一句评语：“字里行间有士气，仍要入世气。”第二天起，谭政到窑洞外蹲点听民众开火线夜话，把兵士的俚语、庄稼汉的土话统统记在随身小本上，再回到稿纸上变成段落。
1944年初，中央准备系统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。毛主席先吟朱熹《春日》，忽而话锋一转：“十五年前古田那篇决议，你记得不？今天该有一部新的‘史诗’。”谭政脑袋一热，知道又到自己挑担子的时候。数十万字的《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政治报告》最终由他起草，中央书记处通过后，很快印发全军。叶剑英后来对这份报告的评价是：“继古田会议后政治工作又一坐标。”
写完报告那夜，谭政走到窑洞口，冷风扑面，脑中却回荡着那个“廿八”与“共”字的巧合。当初毛主席一句“我们都姓共”，其实就是提醒：个人得沉到整体中去，笔与枪，目标一致。谭政明白了，自己的文字之所以被看重，不在华丽，而在能让战士在战壕里读懂、在转移中记住、在胜利后或许仍然适用。
抗战胜利后，谭政随军南下，一路协助罗荣桓整顿后方政治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把延安时期那本被翻得卷边的小本交给秘书，“别给我修饰，照原话整理。”秘书说这本子太零散，谭政摆手：“零散的才是真实的。”他一直记得井冈山炊事班外的那碗“衣角盛饭”，文与武、细与粗，就是靠这种真实粘在一起的。
1949年，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（草案）》，大量条目直接采纳谭政在延安、陕北、太行各根据地的实践笔记。毛主席在扉页批示：“条例源自实战，成文不忘泥土气。”批示下面，同样留下一行小字：“谭政，‘谈政’。”简短两字，几乎回响到当年延安窑洞的星空。
有人说谭政是“拿笔的将军”。他自己却常讲：“我只是把战士的话写成句子。”这话听似谦逊，却暗合毛主席当年那句“笔扫千军”。二十八画拼成一个“共”字，不光好听，也好用——提醒文章的落脚点要在“共”字上：共同的目标、共同的情感、共同的责任。
回到那句开场对话。毛主席问：“想过咱俩的名字吗？”谭政后来给学生复述这件事时，笑着补了一句：“那是领袖在敲我的警钟——别沉迷字句，不忘来处。”这句旁白没有写进任何文件，却像一把无形的校正尺，陪着他把一篇篇枯燥条文写出了温度，也写出了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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